1988年的秋天，北京的天空格外高远。陈伯达站在秦城监狱的大门外，眯起眼睛看着久违的阳光。 十八年的牢狱生活，让这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变得佝偻而苍老。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布包，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。 "爸，这边。"一个中年男子在不远处招手。 那是他的儿子陈晓农，也是他如今唯一的亲人。陈伯达缓缓走过去，脚步有些蹒跚。 陈晓农接过父亲手中的布包，轻声说："我们先回家吧。" 家？陈伯达在心里苦笑。他哪里还有家。原来的住所早被收回，妻子早在动乱年代就已离世。现在他能依靠的，只有这个在工厂当技术员的儿子。 坐在公交车上，陈伯达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。 北京变了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街上人们的穿着五颜六色，再不是他记忆中那个单调的年代。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发，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八十三岁了。 "晓农，你现在住在哪里？"陈伯达开口问道，声音嘶哑。 "厂里分的宿舍，很小，就一间房。"陈晓农有些局促，"您先将就一下，等过段时间..." "没关系。"陈伯达打断儿子的话，"能出来就好。" 车厢里忽然安静下来。父子俩都明白，这十八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陈晓农因为父亲的问题，一直没能得到提拔；而陈伯达自己，则从权力的巅峰跌落，成为历史的罪人。 到了陈晓农的宿舍，确实如他所说，只有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房间。 一张单人床，一个书桌，角落里堆着锅碗瓢盆。陈伯达站在门口，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落脚。 "您睡床，我打地铺。"陈晓农麻利地从床底下抽出一张草席。 晚上，躺在儿子窄小的床上，陈伯达辗转难眠。 监狱里的硬板床睡了十八年，现在突然换成软床，反而不适应了。 更让他难以入睡的，是对未来的迷茫。 出狱前，监狱领导告诉他，组织上会妥善安排他的生活，但具体如何安排，却没有明说。 第二天清晨，陈伯达早早起床，轻手轻脚地出了门。他想看看这个陌生的新北京。 走在街上，陈伯达感到一阵眩晕。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嘈杂的叫卖声，一切都与他记忆中的北京大相径庭。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他久久凝视着上面的浮雕，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。 "你是...陈伯达？"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 陈伯达浑身一颤，缓缓转身。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正用惊疑不定的目光打量着他。 "真的是你！"老人的声音突然提高，"你这个祸国殃民的罪人，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！" 周围的行人纷纷驻足。有人开始指指点点："那是陈伯达？""就是那个'四人帮'的笔杆子？""他怎么出来了？" 陈伯达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胸口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压住，呼吸变得困难。他踉跄着后退几步，靠在纪念碑的基座上，脸色煞白。 "他怎么了？""是不是犯病了？"围观的人群中传出议论声。 就在这时，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快步走来："怎么回事？"他看到陈伯达的状况，立刻对周围人说："快散开，给老人让出空间！" 陈伯达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最后的印象是有人扶住了他下滑的身体，和远处响起的救护车警笛声。 当陈伯达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白色的天花板，消毒水的气味，还有坐在床边的儿子。 "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"陈晓农关切地问。 "我...怎么了？"陈伯达虚弱地问。 "心脏病发作，医生说您需要静养。"陈晓农犹豫了一下，"广场上发生的事...有人报告了上级。" 陈伯达闭上眼睛。他早该想到，自己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真正获得自由？那些指责他的群众没有错，他确实是历史的罪人。 "组织上派人来了。"陈晓农低声说，"就在外面。" 陈伯达猛地睁开眼睛："谁？" "李成瑞同志。" 李成瑞？陈伯达的记忆中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。那是他当秘书时的部下，为人正直，工作勤恳。没想到现在组织上派他来处理自己的问题。 "请他进来吧。"陈伯达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被儿子按住了。 李成瑞走进病房时，陈伯达几乎认不出他了。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，神情严肃却不失温和。 "陈老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"李成瑞在床边坐下，语气中带着尊重。 这个称呼让陈伯达一怔。他已经很久没被人称作"陈老"了。在监狱里，看守们都叫他"陈犯"。 "好多了，谢谢组织关心。"陈伯达谨慎地回答。 李成瑞点点头："组织上很关心您的生活安排。考虑到您的年龄和身体状况，决定给您提供一套住房，并安排专人照顾您的起居。" 陈伯达没想到组织上会如此宽待。他原以为自己会被发配到某个偏远地区，在监视下度过余生。 "这...太感谢了。"陈伯达的声音有些哽咽，"不过，我有个请求..." 李成瑞微微前倾身体："您说。" "我想回福建老家。"陈伯达鼓起勇气说出这个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愿望，"我离开惠安已经六十多年了，想在...生命最后的日子里，回去看看。" 病房里一时安静下来。李成瑞沉思片刻，说："这个请求我会向组织汇报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您需要先把身体养好。" 一周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