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/ 镡佐龙 有这样一种人。 不是律师，不是记者，也不是谁的代言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公民，因为想知道“油价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”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告上了法庭。 他叫熊隆飞。 这起行政诉讼的全称是： 熊隆飞诉国家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 。 起诉理由朴实得像一句家常话—— 成品油的定价规则、参数、计算方法、已经生效的调价结论，凭什么不公开？ 发改委先后说这是“内部信息”“过程性信息”，到了法庭上又说是“国家秘密”。他说：我只是想问明白，这算哪门子秘密？ 一、他问的其实是一笔“公共账” 事情起点很简单。 成品油价格，每十个工作日调一次。涨了，大家骂；跌了，大家也将信将疑。 熊隆飞没停留在骂。他依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递了一份申请，想弄清楚几件事： 定价规则和工作流程是什么； 依据了哪些参数、怎么计算； 已经生效的调价结论，依据在哪； 哪些单位、哪些人参与了定价； 会商记录能不能看。 这些问题不刁钻。它们关乎每一次加油时，那块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，到底从哪来。 可得到的答复，几乎是一堵墙： 先是“内部信息、过程性信息”，后来在诉讼里又变成了“国家秘密”。 同一个东西，换了两顶帽子。 熊隆飞较真的地方就在这里—— 你可以说某份草稿不公开，但不能把“你问的都不公开”包装成秘密。 法律其实划得很清：国家秘密，必须依法定密；内部事务信息、过程性信息，是“可以不予公开”，不是“当然不公开”；而已对外生效、对全社会发生约束力的定价规则与结论，本就属于履职信息。 秘密不是兜底筐。阳光才是默认值。 二、他希望负责人能来 2026年10月19日，北京一中院，第三审判区。 开庭。 被告席上，没有国家发改委的负责人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。 法庭说，不出庭理由“已递交”，念了一遍： “因负责人有其他工作。” 熊隆飞当场提出异议。 他没拍桌子。他搬出了最高法的规矩： 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，正当理由只有四类——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、需要履行他人不能代替的公务、其他正当事由。而且，要提交加盖印章或主要负责人签字的情况说明，法院还要审查。 “有其他工作”五个字，不在其中。 他当庭说了三句话： 第一，理由没指名具体是谁、什么公务、为何别人替代不了； 第二，请合议庭审查书面材料，别只听一句口头说明； 第三，若理由不成立，请依规定向监察机关、上级机关提出司法建议。 被告工作人员没有回应。 很多人到这一步会算了。 他没算。 三、执着是对法律的信仰 熊隆飞最难得的一点，是他不靠情绪打架。 他也会气。听到“国家秘密”四个字，他当然气——不是因为自己私欲没被满足，而是因为“秘密”二字一旦被滥用，公众连监督的门把手都摸不到。 但他把气，转化成了可质证的问题： 定密机关是谁？ 依据哪一条？ 保密期限多长？ 为什么答复阶段叫“内部信息”，举证阶段叫“国家秘密”？ 这四个问题，比一万句“你们腐败”都有力量。 他明白一件事： 监督权力，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有罪。只需要让对方把理由说完整、把依据摊开来。 说不完整，就是破绽。 摊不开，就是该被纠正的行政惰性。 四、他替很多人问了那句话 发改委手里握着资源、价格、项目的开关。 普通人告它，像拿鸡蛋碰墙。 但熊隆飞这代“较真公民”的意义，不在于一定能赢，而在于—— 他让“告官不见官”这件事，重新被看见。 《行政诉讼法》的初衷，不是让老百姓去羞辱机关，而是让机关习惯一件事： 你作出的每一个影响公众的决定，都可能被一个普通人在法庭上问一句“为什么”。 这一问，不需要你有权、有钱、有头衔。 你只需要有原告资格，和一份不肯糊弄自己的执拗。 五、执着的人，是法治的毛细血管 有人会笑：油价机制网上都能查到个大概，至于吗？ 至于。 因为“大概”不是知情权。 “公开一部分”也不等于“该公开的都公开了”。 熊隆飞追的不是那点油费差价，他追的是一套逻辑： 涉及几亿人钱包的定价权， 能不能经得起一张申请表、一场庭审、一份最后陈述的打量？ 如果连这个都不能问，那“法治政府”四个字，就只配写在文件里。 尾声 案子还没结。 熊隆飞坐在原告席上的样子，不悲壮，也不戏剧。 他只是把该说的，一句句说完了。 法庭之外，大多数人还在关心“这次涨还是跌”。 但他提醒我们： 比涨跌更重要的，是 这笔账，能不能被看见 。 一个普通人的执着，常常看起来很傻。 可法治这棵树，从来就是靠这些“傻劲”浇出来的。 愿他这趟较真，不止换来一份判决， 还换来下一次调价时，我们少一点猜谜，多一点明白。 熊隆飞诉国家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，最终以法院裁判为准。 特别